2022年3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院王阶委员、王宜委员及赵瑞华委员参加了会议，积极建言献策并提交提案。

王阶委员提案

关于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建议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彰显特色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全世界对中医药的认同进一步提升，在产业总量、外贸规模等方面有新的进展，中医药产业包括种植、饮片及原料药，需要继承创新、推动发展，仍存在以下问题：

存在问题：

一是中药材种植产业质量控制及保护不佳。调研发现，2019年我国中药材产量达到450.5万吨，中药材表观消费量444.0万吨，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中药市场规模仅占全国GDP的0.82%。药材种植面积约260.75万公顷，目前常用的600多味中药有400多种完全取材于野生，野生药用资源种植产业也存在产量减少、药材质量参差不齐、资源保护意识缺乏等问题。

二是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产业市场仍存在质量和价格问题。饮片上游是中药材，下游是中成药、配方颗粒、院内制剂。2014-2017年中国中成药的产量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达到384万吨，2018年骤然下跌至259万吨，随后均在较低水平浮动。行业增速趋缓可能受质量标准提高以及GMP认证加强影响，或由于饮片炮制不当、成药工艺落后，药用价值降低等。而院内制剂的投料成本高于销售价格，形成价格倒挂，无法满足部分院内制剂的产业化。

三是人用经验评价数据来源缺乏准确性、客观性。在“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审评机制下，2021年国家药监局批准12个中药新药（含9个创新药）上市，创近5年新高，开辟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注册申报路径，立意深远、创新性强。但人用经验目前还存在个体医案、病例等临床数据堆砌，数据质量不高，内部差异性大，混杂因素众多，分析方法多样的问题，欠缺严谨的论证总结。

四是中医药科技创新相关技术人才储备不足。2020年卫生技术人员达1067.8万人，但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仅82.9万人，中药新药研发人员更少。对中医药优势技术的遴选较少，中医药循证建设紧缺，在中医临床诊疗方案实施中的指导性欠佳，中药新药上市后再评价与循证医学方法的结合不充分，都是人才不足的结果。

建议：

一、开发可持续化中药材资源，探索绿色发展新方式。包括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尊重自然规律，从技术层面提高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产量和质量；其次从盲目的无序化种养到GAP规范化生产过渡，减少产品农药残留；优化中药原料来源结构，探索中药有效成分和作用机理，寻找可能的替代药物或资源；通过深入利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库，推进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带动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

二、强化饮片及院内制剂质量安全及市场调控职能。包括提高中药制剂产业规范化，促进产业的良性增速，对制剂的炮制过程、吸潮性、光敏性、毒性等影响制剂生产及疗效稳定性的因素进行规范；另外医疗机构需对其院内制剂进行基本医学相关佐证数据的完善，如中药的药代动力学，临床试验证据，药物适应证和禁忌证等；而监管部门要适当放开院内制剂的利润加成自主性，充分考虑投料等各种成本上涨因素，促进有效院内制剂的产业化发展。

三、人用经验结合最新科技，规范制剂管理及评价。首先需要联合中医药信息化研究人员，逐一解决人用经验临床数据统计中存在的难点，完善数据质控，避免数据偏倚，处理组方配伍、量效关系，构建证据等级评估。通过人用经验结合最新科技，探索已有中药制剂新的功能主治、人群和剂量，实现“老药新用”，进一步提升已有中药制剂的临床价值，使中医药人用经验数据及成果更加科学严谨，更好地指导新药研发和老药新用。

四、培养传承中医学科特点，同时创新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第一是培养具有深厚中医底蕴的临床人才，运用中医理论知识体系进行诊疗技术服务。另外培养掌握制药新方法的技术人才，做到基于传统组方规律、结合创新性组分配伍，优化现有制剂配比技术，从而培养兼具产业化视野的高水平交叉型人才。

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培养的建议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医圣祠考察时说道：“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目前，中西医结合受到广泛的关注，利用中西医结合方式研究中医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培养更是重点，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中西医结合教育和人才的不足。调查显示，我国现有的44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中，仅有23家单位能够授予中西医结合硕士学位， 占比仅为52.27%，而设立中西医结学院的高校更是屈指可数。2019年中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硕、博毕业生分别为5691人（8.02%）、536人（4.03%）、189人（15.87%），中西医结合毕业生数量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具备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支持疗法两套医学体系的人才更显不足。

二是理论基础不扎实，中西医融会贯通不够。对中医药系统理论，如阴阳五行、藏象学说、方剂配伍等经典理论的认识理解不足。对现代医学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系统掌握及深刻研究不够。调查显示58.5％的专业型硕士进入临床轮转后，基础知识掌握欠缺，中医基础理论和西医系统理论的融合不足，难以熟练运用中西医两套理论诊治疾病。

三是中医辨证的功夫不到位、临床诊疗技术均不过硬。目前住培医师要求中西医双重诊断和双重治疗，但大多都未形成中医临床诊疗思维，无法灵活将中医基础理论和诊疗经验应用于临床，也不能完全胜任急危重症救治，由于临床实训时间不足，61.40％的医学生进入医院规培后自感临床实践能力欠缺，无法熟练操作专科专病的中西医临床技术。

四是西医疾病诊断与中医辨证论治的结合不充分。临床实践中，多数住培医师存在中西医机械组合现象，简单将“中医+西医”拼合，“西药+中药”联用。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重西医、轻中医”现象，住院病人的中医药治疗率下降，中草药费用比率下降，西药上升，中医特色科室的中西医结合也未能体现。

建议：

一、加大中西医结合教育投入，培养新时代中西医结合人才。增加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率先建立一批中西医结双一流专业作为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全国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建设。完善中西医结合课程设置，培养中西医结合科研思维，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培养中西医临床、基础、传染病等多学科交叉人才，发挥中医药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症状、促进康复、降低轻症转重率和重症死亡率的优势。

二、加强中西医基础理论学习。强化《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经典学习，掌握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诊断，具备中医望闻问切及理性思辨的临证技能，并有成效。同时学习系统西医理论体系和现代科技方法，理解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影像学表现对应疾病状态，成为兼具中医和西医扎实功底的临床医生。

三、强化中医特色疗法、增强西医急救技术能力。加强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注重师承教育和临床实践。熟练掌握中医特色临床技能，如中医辨证论治在发热疾病，针刺在疼痛性疾病，通腑法在急性肠梗阻等疾病中的应用。掌握气管插管术、心肺复苏、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急救操作和最新技术，提高临床救治率。

四、提升病证结合临床诊疗能力。坚持以中医为体，以西医为用，体用结合。强调理论与临床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同时利用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双重治疗优势，培养微观诊断与整体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提高临床疗效。加强中西医结合循证能力建设，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研究，实现中医药临床转化。

关于加强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

制定保障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提案

为加强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更好地满足中医临床需求，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自2021年11月1日起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需按照国家和省级标准生产配方颗粒。政策实施以来，中药配方颗粒市场管理日趋规范、配方颗粒生产质量得到保障，促进了配方颗粒标准化、规范化进程，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1.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制定进度偏慢，无法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目前国家正式发布的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共196个，其中炮制品60个，实际品种仅136个，且无动物、矿物类药物标准，距离临床常用400个品种还有相当大差距，导致医生处方时品种缺失，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2.中药配方颗粒省级标准制定差异较大，对配方颗粒生产、流通造成阻碍。目前，在已颁布的国标中，对原药材入药标准要求已经高于药典标准，而29个省份共发布了4326个省级标准，涉及503个品种。各省级标准对生产规格、出膏率范围、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指标、含量测定限度范围等不尽相同，对企业生产、产品流通造成阻碍，同时也影响了医院采购和临床使用。

3.中药配方颗粒省级标准发布进度、备案审查尺度不同，不利于配方颗粒行业发展。企业除按照国家标准备案外，还需针对各省发布的4326个省级标准进行备案。由于各省标准不一致、备案进度和要求也不一样，极大增加了企业备案难度和生产难度，不利于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发展。

4.按“制成量”作为医生处方依据，可能存在临床用药安全隐患。按制成量换算成饮片剂量，服用量明显增大。国标制成量与原剂量比平均是3.815倍左右，其中2-6倍之间有159个品种，约占196个品种的81.1%。有些含有毒性成分的配方颗粒按照“制成量”使用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同时换算后国标饮片价约为企标饮片价的3.8倍左右，显著增加了患者费用。

合理开展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制定与备案工作，是保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为避免资源浪费、保证临床用药，促进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健康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品种上优先考虑临床使用频率高、使用量大的常用品种，争取用1年左右的时间，使国家颁布的标准达到500个左右，满足临床配方颗粒基本需要，以后再陆续增加品种。

2.合理制定中药配方颗粒原药材入药标准和配方颗粒含量检测指标数量。在保证中药配方颗粒质量前提下，建议参照国家药典标准合理制定原药材入药标准和配方颗粒含量检测指标数量，降低配方颗粒生产成本，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3.暂停中药配方颗粒省级标准的制定与备案，避免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各省差异化标准造成的生产企业资源浪费、量产化难度加大、生产成本攀升。同时，省级标准仅为过渡标准，一旦国家标准颁布后，省级标准即行撤销。这既增加了企业不必要的负担，也造成前期研究资源的浪费。因国家六家试点企业标准品种齐全，已执行多年，其安全性、有效性已得到充分验证，可以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4.重新评估按“制成量”作为医生处方依据，避免用药安全隐患。慎重推进按“制成量”规格使用的质量标准，建议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结合20年中药配方颗粒临床服用实际情况，讨论制定相对安全的用药标准，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5.成立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中药配方颗粒发展。对药品加成、医保报销、市场准入等政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协同各部门力量，共同推进中药配方颗粒发挥补充替代作用，引导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王宜委员提案

关于加快中医药非遗项目专项调查

与落实保护工作的提案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寻宝、鉴宝、护宝”是新时代医药文卫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2020年、2021年，关于非遗传承保护议题我连续2年上交提案，不仅得到100多位委员的联名支持，社会反响也很强烈。2020年成立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2021年提案答复“将按计划适时开展传统中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评估”，中医药非遗项目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我呼吁尽快开展专项调查，切实做好保护工作。

我走访多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和民间中医，听取意见。民间中医反映，目前仍存在政府对非遗项目普查力度不够，项目申报、获批非常困难；保护观念落后，资金技术不足；与保护相关的系列问题得不到系统性解决等问题。

我也查阅了相关资料，以非遗传承人为例，将中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传统表演艺术传承人做了对比。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数据显示，10类项目非遗传承人共计3068人，其中，中医药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31人（2021年提案答复函中为132人），占比4%；传统表演艺术类传承人1668人（曲艺传承人207人，传统音乐传承人380人，传统舞蹈传承人298人，传统戏剧传承人783人），占比54%。二者人数相差12.7倍。

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68.3万人。中医药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占中医执业医师1.9/10000。2020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43.69万人。传统表演艺术类传承人占表演艺术工作者38/10000。二者在各自从业人员中的比例相差20倍。

截至2020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347.5万人，占14亿人口96/10000；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43.69万人，占14亿人口3/10000。二者相差32倍。

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再次建议加快推进中医药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专项调查工作。2005-2009年文化和旅游部曾开展全国首次非遗资源普查，其中中医药相关项目数量、种类不明确，且项目地域分布、所属民族也不明确。请相关部门尽快拿出普查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而非长时间停留在计划阶段，尽快摸清中医药非遗项目“家底”，避免文化遗产流失。专项调查要查清中医药相关项目数量、种类、地域分布、所属民族、消失或失传的情况等信息，做好统计工作。规范调查、建档、研究、传承、弘扬等方面的保护工作，同时要加强工作开展中的监督机制，确保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二、增加国家级、地方各级传统中医药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由上统计数据可见，国家级中医药非遗项目传承人数量明显比其他类项目人数少很多，在各自从业人数中的比例也相差巨大。也要增加地方各级中医药非遗项目。

三、强化项目监督机制。国务院已制定“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455个，从业人员16444人。监督工作成效不明显，项目立项、结项检查工作不能浮于表面，要责任到人。对项目存续情况、资金使用、政策落实、传承推广等方面情况需要全面监督，确保项目从批准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鼓励民间团体参与项目管理和监督。

四、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督。2021年提案答复函中提到，“截至2020年，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1.13亿元用于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建议加强资金划拨、开支、审计等相关监督工作。

关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推动中华食文化“走出去”的提案

中华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练着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精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海内外广大中餐业同仁的强烈要求和呼吁，建议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饮食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中华饮食文化的价值内涵，激发中华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为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为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积极贡献。

二、中华食文化的独特优势

（一）中华食文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

中餐是中华食文化的行业载体，具有历史悠久、食材广泛、工艺精湛、品类丰富、风味多样、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等特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餐是一种硬实力，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吸纳劳动就业、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文化和社会角度看，中餐是一种软实力，在满足人们美好饮食生活需要、塑造文化品牌形象、传承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等诸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中餐也是外国人眼中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既是海外华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重要依托。起到了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开展公共外交桥梁的作用。

（二）饮食是国家民生政治的重要体现。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理论，还是经、史、子、集等各种治国理论，都把“民食”当做立国之本。五千年来，通过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艰苦创造，终于在今天的新时代真正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使命把中华人民这一艰苦卓绝历程记录下来，把今天所创造的饮食奇迹呈现出来，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新力量 。

（三）饮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全球食物相互连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个餐桌上可以同时品尝和领略到全球各地的食物和饮食风情。在食物面前，人类的命运愈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饮食文化越来越成为人类的交流名片，成为各国互相了解的重要窗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策建议

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食文化走出去，需要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建议从国家层面给予以下支持。

（一）开展“国际中餐日”活动。

建立多部委指导、多方联动的机制，由中央统战部（国侨办）、外交部、文化与旅游部、商务部等部委支持指导，发挥国际性行业社团的力量，国内外同时开展国际中餐日活动。国际上从中餐传播较早、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逐年扩大参与国家和地区范围。举办海内外中餐烹饪比赛、中餐文化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中餐非遗美食展演、商贸展会、美食品鉴等活动。

（二）组织现有外宣资源形成合力。

建议设立中华食文化外宣协调工作机构，组织现有资源形成合力，统一工作思路，明确工作计划，打造品牌活动，创建中华食文化博物馆或展示馆等宣教基地，不断提升中华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三）设立专项基金，助力海外中餐发展。

在推动中餐标准化、国际化，建立评价体系，引导国内品牌餐饮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中餐厨师和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专项基金支持。

关于中医文化、中华传统食文化

融入家庭教育的“品育”教育提案

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一部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法律，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的法律，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的法律。家庭教育不只是每个家庭的“小事”，更是受到国家监督、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

“品育”观念

“品育”观念是基于五千年的中医文化、中国食文化，通过对实践的总结与思考，遵循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适合当代的教育理念。

中国汉字“品”由三个“口”字组成，可以将其称之为三“口”之育。一口育德，即文化教育、智力开发；二口育养，即物质养育、心灵益智；三口育健，即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品育”是将德、智、体、美、劳通过日常生活，以教育的形式完成。具体来说，就是在日常衣食住行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以浸入式学习方式，加深孩子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风俗习惯的理解与热爱，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餐桌上的“品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育德：一日三餐修品德。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家风也可以在餐桌上体现出来。因此，日常饮食场景是德性培养的重要载体，“餐桌”也是最好的“课堂”。中国传统食文化教育，还包括教化人心、敦厚习俗、促进健康文明饮食生活，其中有不少是应该让孩子从小就知道的。

育养：培养孩子健康生活。“幼年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知识和文化在幼时入脑可铭记一生。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应该从小给孩子树立养成良好生活方式的理念，关注孩子的健康。

育健：培养孩子身心健康。良好的品德、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培养身体、心理健康的孩子之必备因素。做好“育德、育养”就自然实现“育健”。

建立全社会多方参与的养育体系

一、家庭养育担负起第一责任

大手牵小手，“品育”助成长；小手拉大手，家庭健康永长久。大手牵小手的家庭健康教育，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家长通过言传身教、生活实践，创造良好家庭氛围，培养子女具有健康体魄、健全人格。基于传播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上餐桌的实践，我建议重视家庭饮食文化的“品育”，呵护儿童健康。小手拉大手，孩子有品行、有文化、有知识，对于家庭的教育也会起到先行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从而更有效地督促父母、长辈优化生活方式，助力家人健康，家庭健康永长久。

家长要以各种方式营造家庭氛围，树立优良家风，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家庭资源与管理，从自身生活水平出发，提高文化素养，学习创新饮食文化教育技术手段。孩子是从家庭内部关系学习建立外部关系的，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平等、尊重、信任、宽容等积极情绪，有助于他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建立和谐、有序的关系。

建议全国妇联、卫健委开展面向家庭的相关活动，让中医药文化、中华传统食文化深入家庭，通过家长的养育，将中华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二、社会支撑

建立家庭教育支援团队。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以社区为单位成立支援团队，吸纳有育儿经验的志愿者、教师、营养师、心理师等相关专业人员，为特殊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社会支持。以宣传、调研、家访等形式切实解决家长和学校无法解决的问题。

建议教育部进一步深化“中医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传统饮食文化进校园、上餐桌”。建议社区开展面向家庭的中医文化、传统饮食文化的宣传、培训工作。

4亿多户“小家”，结成了中国这个“大家”，国家的繁荣发展，每个家庭不仅是受益者，更应责无旁贷做出应有的贡献。千年大计，教育先行！

赵瑞华委员提案

多措并举，提高生育率，降低不孕不育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1%），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创下1978以来的历史新低。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而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率已高达12%-18%，成为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提高生育率，降低不孕不育率是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

1.建议组织相关专家（妇产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政策研究专家等），启动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进一步了解目前生育率下降可能的主、客观原因。梳理、分析调查结果，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2.督促落实落细减轻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相关政策及配套措施，解决育龄家庭后顾之忧。

3.建议将不孕症诊治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加强孕前孕期教育和保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孕产妇保健体系，提高生育质量，减少出生缺陷。

5.引起育龄妇女“怀不上”、“保不住”、“生不好”的直接原因或影响因素繁杂。但绝大多数因素是可防可控，科普教育和养成良好生活方式是最简单易行、最经济的方法。加强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倡适龄婚育。

6.加强校园生殖健康教育，建立涵盖大中小学并逐步深入的生殖健康教育体系，避免非意愿妊娠，减少因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和引发不孕。建议政府层面设立生殖健康免费咨询热线，随时解决百姓在生殖健康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7.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生育率下降，出生缺陷上升。所以既要重视生育数量，更需要关注生育质量。影响生育质量的直接因素就是年龄。女性35岁后卵巢功能下降，卵子质量下降，受孕率下降，胚胎质量下降，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生育质量下降。倡导适龄婚育，女性最好在28-35岁完成生育计划。

8.加强对生殖健康领域研究投入，包括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科普教育、健康生活方式指导、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普及应用。中医的养生理念和中医药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9.加强中医药在妇幼健康领域的研究。中医药在治疗不孕、提高生育质量有很好的疗效和经验，与辅助生育技术比较，经济、安全性好，患者更容易接受。但临床循证证据不足，需要政府投入，开展循证评价研究，总结经验，推广应用。